复旦泛海国金助理教授焦阳:关税不再是中美经贸关系中最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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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经验来看,金融市场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有较大反应。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美计划与中方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情况、产业政策等问题展开坦率对话。她称,美方无意“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戴琪当天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首次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愿景。她说,美中经贸关系影响深远,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两国如何相处不仅影响两国本身,也影响全世界。

就戴琪此番演讲,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焦阳认为,从美国贸易代表的实际基调来看,美国方面的态度比较温和并略偏积极。

教授介绍:

焦阳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在谈及关于“第一阶段”协议时,戴琪表态称,要和中国方面对话,讨论协议的履行进展情况。她还提及这一协议使美国的农业出口受益,并且中国在一些方面执行了协议使美国一些商业团体受益。同时,她也谈及,美方认为中国在执行协议的有些方面还存在短板。

焦阳教授指出,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经验来看,金融市场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有较大反应。这种情况一方面体现了中美贸易对双方经济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全球价值链相互紧密连接,另一方面可能反映了市场因为中美贸易前景的不确定性而产生波动。这次演讲前部分外媒所渲染的和演讲实际内容的基调有一些差异,并且戴琪的讲话强调了中美要对话,这对于稳定市场预期也有好处,所以美股和港股都做出了正面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受此消息刺激,港股由跌转涨。10月5日早盘,恒指一度大幅下跌1.5%,随后稳步拉升。截至午间收盘,恒生指数转为上涨。与此同时,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更是直线拉升。

焦阳教授注意到,除了关于“第一阶段”协议要和中国展开对话,戴琪的演讲提到的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启动对中国部分输美产品的关税豁免。

在早前特朗普政府时期,就有2000多项产品得到关税豁免,但这些关税豁免有期限,大部分在去年底到期了。然而美国进口企业和民众对于很多中国的产品还存在较大需求,难以从其他地方获得,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就存在着继续要求关税豁免的需求。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焦阳教授与学院王遐昕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志阔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田志伟教授合作的一项研究发现,很多利润微薄的中国出口企业对美出口的量的确受到了关税的负面影响,而且难以通过提高在其他市场的销售或增加内销来弥补这些损失。“对中国部分输美产品的关税豁免主要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考量,但是也会给部分中国出口企业带来益处。从中方的角度看,戴琪发言提及的一些关税豁免政策是一种偏友好的姿态,符合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定位。”焦阳教授表示。

特朗普时代设置的关税问题,一直悬在中美企业头顶。不过,在焦阳教授看来,目前的研究都表明,加征的关税基本上全部都由美国进口商或消费者“埋单”。

“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埋单’这一情况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美国企业因为从中国购买投入品因关税导致支付价格升高后,还损害了他们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了美国一些企业的出口也下降了。”焦阳教授进一步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10月4日,戴琪公开拜登政府处理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方式后,美国商务部公开最新贸易数据显示,随着医药产品、玩具、服饰的进口大幅增加,美国外贸逆差8月扩大至历史新高,对中国贸易逆差创下最高值。

焦阳教授认为,对中国而言,关税议题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已经不是那么紧迫的事情。双方在气候变化和一些区域问题等合作的需求,以及美国目前面临的高通胀、高债务等经济问题,为双方关税议题的破题提供了契机。

“戴琪讲话提到要做的第三件和第四件事情,算是老生常谈了。无非就是说中国非市场经济,强制知识产权转移等,然后要和中国讨论这些问题,并且要和盟友们一起努力,制定21世纪的贸易规则等。这些说法看起来没有什么新的点。”焦阳教授表示。

尤其是,戴琪认为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的作用有所不足,并称将联合盟友制定“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并利用所有政策工具保护美国经济不受“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伤害。

在焦阳教授看来,WTO的存在对于全球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然,WTO确实面临许多挑战,其中的一项挑战是,从2019年末以来,其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而陷入停摆。主要原因是美国以各种问题为理由,在原来的两位法官任期届满后,反对启动新法官的遴选。这也是WTO自成立以来的首次上诉机构的停摆。去年,中国、欧盟等十个经济体组成了一个“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从一定程度上复制了上诉机构的职能。但是,这只是临时性做法,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WTO的不满中还包括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认定问题,认为中国等国家利用这一身份可以设定更高的进口关税。”焦阳教授指出,实际上在WTO的前身GATT(关税总协定)时期,的确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等国家被允许设定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在中国加入WTO时,发展中国家的关税设定条件已经比较苛刻。目前,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只有7%左右,远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焦阳教授进一步强调,其实,除了争端解决机制,WTO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随着各国关税的不断降低,关税作为贸易壁垒的作用已经在减少。新的贸易协定,如CPTPP,相对于WTO更多的关注一些非关税壁垒,比如,产品标准,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的规则制订等方面也有所突破,WTO的未来改革也需要与时俱进。

“当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应该积极参与或主导这些议题的讨论和改革。过去的发展实践说明中国企业有很大的韧性,能够适应全球化的竞争。”焦阳教授认为,“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越来越重视,增加这些议题的讨论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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